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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立嗣之谜皇太极和多尔衮究竟谁被选中

2019/06/11 来源:长宁信息港

导读

在努尔哈赤临终前的数年间,关于他立嗣的问题传说纷纭,其中有:"谓贵永介曰:'九王子当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根据这一条材料,近年

  在努尔哈赤临终前的数年间,关于他立嗣的问题传说纷纭,其中有:"谓贵永介曰:'九王子当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根据这一条材料,近年诸多着作认定此为事实,也有的着作持完全否定意见。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略加分析、判断。

  (一)大贝勒失政

  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在萨尔浒大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四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决定移兵于明朝边境驻扎,在界凡山筑城。经过两个月施工,便于当年六月初十日,将都城暂时迁到界凡城。然而,尽管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三月,有大福晋事件冲击,努尔哈赤对大贝勒代善不满,却"不欲加罪其子",便借"大福晋窃藏绸帛、蟒缎、金银甚多为辞,定其罪",休废于另室,代善便躲过了罪责。当然,从根本上说,代善没有什么过错。而当时的努尔哈赤一心只想国家必须"得辽而后生",不进入辽沈地区将无法生活,关于继嗣问题不再提起。因统一事业发展很快,当年十月又决定临时迁都。代善作为合法汗父嗣位人,应当胸中有数。然而,在住房问题上他却弄得很复杂。先是他看到长子岳建的宅院比自己的宽敞,想要移入。本来父子之间可以自行协商,但他却以关心汗父姿态,希望汗父移出自建的狭小院庭,移进自己宅院。努尔哈赤很是高兴,认为"果较其欲居住之地颇为宽大",于是宣布:"大贝勒住我整修之住地,我居大贝勒整修之地。"而代善没有看上汗父宅院,认为太狭窄,不便装修。暗指拨岳宅院给自己。诸贝勒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又不明说。大家都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莽古尔泰没有与诸贝勒商议,请示汗父派工千余人给代善重新建筑宅院。新宅院完工后,代善仍不满意,提出"该地优佳,请汗居住"。努尔哈赤前往观看后,决定进驻,并将代善原先建筑的宅院作为诸贝勒会议大衙门,将自己初建的房屋仍赐给代善。代善没有达到愿望,指使阿敏再次请命。努尔哈赤只好从新建的"优佳"宅院搬出,回到自己初建的宅院中。

  代善是努尔哈赤诸子中勇敢善战的将领,功勋赫赫。但是,做出如上蠢事,实在令人失望。他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识大体且相当自私。同时,他还怕老婆。继妇虐待次子硕管理牧群,肆行无忌。致使硕无法生活,造成极坏影响。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达尔汉虾等都曾劝告他,竟迟迟不能改悔。早年李朝使者曾赞扬他宽宏、能得众心,将来必然承继汗位。而今天却批评他"特寻常一庸夫"。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发誓说:"我不恪守汗父教导之善言,不听三位弟弟、一位虾阿哥之言,而听信妻言,以致丧失汗父委托于我指挥之大政。我乃杀掉我的妻子,手刃我之过恶,日后若仍以是为非,以恶为善,怀抱怨恨和敌意,我愿受天谴责,不得善终。"这段誓词,如同认罪书。事实不难看出,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代善已黯然失色。

  (二)兄弟间相逼

  从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的三年中,后金政权围绕李朝问题,内部发生较大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即对待李朝战俘和出兵李朝。萨尔浒大战结束后,李朝都元帅姜宏烈率领3000兵投降。代善与姜宏烈在战场上共同盟誓讲和。代善想先移兵都城,令姜宏烈等朝见努尔哈赤后,将李朝官兵再释放回国。而努尔哈赤知道这批官兵有很强的战斗力,将对后金构成威胁,除采取分散办法,将一部分分到村庄外,借口杀掉数百人。代善认为双方已讲和,"阵上之约不可负"。同时,他鉴于后金"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大非自保之策,对于李朝"极力主和",坚决反对杀害李朝官兵,丧失信誉。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等主张屠杀投降官兵,并主张出兵李朝,然后再进攻辽东。因此,在李朝问题上两个代表人物代善与皇太极"和战异议,所见相左",争论十分激烈。兄弟争论终裁判自然是汗父。从正常人情道理说,真理是在代善一边。努尔哈赤无奈,表态说:好!好!"当从汝言"。而皇太极和莽古尔泰早就摸清汗父心思。因此,这场军事路线的大争论,也是努尔哈赤对代善嗣位动摇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过两年争论,转眼之间已是天命六年(1621年),嗣位问题已成了烫手山芋,想拿拿不得,想放放不下。九月初十日,努尔哈赤遇到叔兄弟阿敦,闲聊起来。这位阿敦是一位"勇而多智"的人物,在后金将领中"超出诸将之右",往昔各次战阵几乎"皆其功也",现任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身边的智囊人物。努尔哈赤遇事一向独断专行,而在嗣子问题上却听阿敦意见。他开口便问:"诸子中谁可以代我?"智慧的阿敦听到这样的敏感话题,哪敢轻易插言,巧妙地说:"知子莫如父,谁可有言?"努尔哈赤告诉他说说无妨。阿敦仍不肯直接点出名字,只说:"智勇双全,人皆称道者。"努尔哈赤明白他所指的就是皇太极。可见,努尔哈赤放弃代善嗣位,已有意于皇太极,从"人皆称道"这句话可知,皇太极在官民中的口碑不错。

  然而,阿敦对待这样的严肃问题,却采取不严肃态度,他将与努尔哈赤的谈话内容告诉代善,使代善心情不安而怨恨。皇太极摸到汗父脉搏,便同莽古尔泰、阿巴泰等频繁秘密交往。阿敦洞察到其中隐情,便悄悄地警告代善: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你要做好准备。阿敦本是好心,让他提防,可哪里想到代善竟跑到父亲跟前哭了起来。努尔哈赤十分愕然,问清缘由,原来是阿敦从中有话。为弄清真相,努尔哈赤将皇太极等招来盘问,而他们都矢口否认。结果阿敦以在诸子中"交媾两间"罪被幽禁,籍没家产。从实而论,尽管代善经过种种挫折,嗣位已基本丧失,而皇太极仍不放心,对兄长几乎是落井下石,在社会上已形成一种氛围,连李朝使者都已洞察到,他们"兄弟位次相逼",指出皇太极"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当然,阿敦在爱新觉罗家族中是智谋高远人物,努尔哈赤在嗣子问题上,任何人的意见都不顾,偏偏征求他的看法,说明他已引起努尔哈赤的特殊担心。然而,他一时不慎却给努尔哈赤抓到把柄,借机将他杀掉,防止身后乱政。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李朝使者对此惋惜地说,努尔哈赤"是自坏其长城也"。

  (三)八家同理政

  自从褚英被杀,努尔哈赤经过7年努力,解决嗣子问题宣告失败,诸子相争,愈演愈烈。于是他在剩下的5年中,无可奈何地实施八和硕贝勒共同治理国政方略。这个方略的提出和实施共有四个问题:其一,总结历史教训。努尔哈赤在训诫诸王时,说他的思想来自祖宗六王时代,即"我祖六人及东郭(栋鄂)、王佳(完颜)、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从这段历史教训中他得出结论:我"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实际上,他也是吸取自己的历史教训,因为他为争权夺势、利益、政见分歧,竟杀弟、屠子,当他进入64岁高龄时,反悔过去,展望未来,不寒而栗。所以,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他教训诸子:"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实际上,开杀戮之端者、不善者正是他自己,今天只是希望诸子不要重蹈覆辙。事实证明,努尔哈赤晚年推行的治国方略,与吸取历史教训大有关系。其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经济内容是要求"重义轻财",凡得财务,八家平分;政治上,从诸贝勒中推选出一人为君。要求君主善良、贤能、受谏、有才、有德、有威望,反对"恃力自恣"者;有事八家同议,未经同议不准私行。诸贝勒朝见君主须同往,共商国是、举贤良、退谗侫,不可一二人至君前;君主"若不纳谏,所行非善",可以共同计议更换;如果被更换的君主不悦,则"强行易之"。同时,要求严法度,信赏必罚,加强法制管理。其三,奉行儒家忠孝思想,主张社会和谐,提出"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故筑城也。君明乃国成,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至于王宜爱民,民宜尊王;为主者宜怜仆,仆宜为其主。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而主所获之财及所畋之物亦当与仆共之。如是,天欣人爱,岂不各成欢庆哉"。

  很显然,他要求从君主到奴仆上下都要"互相关切",使社会达到"天欣人爱"境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一种统治思想,那就是儒家思想。天命十年(1625年,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诸贝勒欢宴上正式引用《论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孙当孝于亲,悌于长。其在礼法之地勿失恭敬之仪。至于燕闲之时,长者宜合洽其子弟,俾翕如欢聚。"并指出,作为君主凡是"除夕谒堂子拜神主后,先由国君亲自拜众叔、诸兄,然后坐汗位。汗与受汗叩拜之众叔、兄,皆并坐于一列,受国人叩拜"。为了给诸子和国人做出榜样,当年正月初七日,他把过去在统一战争中受到冲击、对自己大为不满的建州本部叔父、伯父,叶赫部的诸媪、额驸之母,包括乌拉部岳母都都祜等都请到自己家中,坐在西炕上,令自己的三位福晋以儿媳之礼,"叩拜二伯父及四媪",自己也捧酒跪饮。同时,在民族政策方面,遵循儒家思想,主张改变往昔政策,认为"昔我国满洲与蒙古、汉人国别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然。为和洽,乃各得其所"。其四,推行监督机制。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二月初七日,决定八旗设都堂8员,满洲每旗设审事官2员,蒙古、汉人各设审事官8员。而对各贝勒特别设立"卦文启示者",将汗的教诲之言,随时提醒贝勒遵循,给予严格监督。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实质上是重新确立政治体制,将正在过渡和完善的君主制,退回到贵族共和制,是一种倒退政策,没有前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诸位小贝勒的地位。并对争权夺势的大贝勒是个有力的牵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烈的嗣位之争。同时,也不难看出,所谓"九王当立而年幼",令代善摄位,将来"传于九王"的传闻,决不会是这种体制下的产物,而是努尔哈赤在实施此制之后,对嗣君的一个适时的思考方案。

  (四)嗣位之谜底

  朝鲜李朝使臣传出多尔衮当立嗣,代善暂摄政一事,后世史家常常一言以蔽之,"望风扑影"。就算如此,影子是什么?也需要史家认真追踪。现从四个方面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其一,多尔衮为贝勒,不代表八家。努尔哈赤在世时,他在诸贝勒中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从头说起。早在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李朝官员李民寏提到代善、皇太极、莽古尔泰之后说,"余三子幼",当时阿济格15岁、多尔衮8岁、多铎6岁。这里指的是受重视、有地位的六个儿子。其中这三位幼子,在李朝人的笔下只是"余"子,并无明显社会影响。第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因代善的"过恶",废除其执政地位,宣布八家的列名是:"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贝勒为和硕额真。"

  从此,9岁的多尔衮由一名闲散贝勒成为正式和硕额真。但在八家中只是与7岁之弟多铎合为一家,且在多铎之后。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召开八家会议时,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多铎(8岁)、岳参加。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五月初五日,在八角殿审事时,出席的是代善、阿敏、皇太极、多铎(10岁)、阿济格等。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元旦出席八角殿叩拜的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贝勒。初三日,参加与蒙古恩格德尔盟誓的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岳、硕、萨哈廉。如上的情况终努尔哈赤时代,不曾有变化。事实证明,多尔衮既是八家成员,又不代表八家,准确的定位是闲散贝勒、和硕额真。其二,多尔衮不主旗。努尔哈赤三位幼子分旗当在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分析八家时。当时两黄旗60牛录,分成四份,努尔哈赤与三位幼子各分15牛录。总管自然是汗。多铎掌正黄旗,多尔衮附之,具体管旗大臣是达尔汉虾,包括巴克什额尔德尼都在此旗。阿济格掌管镶黄旗,汗的15牛录当属此旗。具体管旗大臣是阿敦阿哥。多铎作为旗主贝勒,除上述旗主贝勒聚会出席外,军事行动自然是他出面。所以,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正月初六日,努尔哈赤派八旗每牛录出10名甲兵往取复州户口时,出兵的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贝勒、阿巴泰、岳、阿济格、斋桑古、济尔哈朗、多铎。代表两黄旗的贝勒是阿济格和多铎。十一日,出兵取恩格德尔额驸户口时,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贝勒、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斋桑古、济尔哈朗、多铎、岳。代表两黄旗的仍是阿济格和多铎。

  事实说明,多尔衮虽属正黄旗,并有15牛录而不主旗。其三,多尔衮尚未分居。理由之一是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查抄大福晋藏隐财产时,从阿济格家中抄出"二个柜,内藏有绸缎三百匹",证明阿济格此前已分居另过。理由之二是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命令"多铎阿哥,将尼堪阿哥财产诸物合于尔处",并指出"尔家"作为"八家"不得"挥霍"尼堪财物。证明多铎作为八家亦有自己的家。多尔衮所属15牛录虽然附于多铎的正黄旗,但兄弟之间不属于同一个家。一个月后的五月二十八日,多尔衮娶妻子,也不曾涉及自己的家和财产问题。大半是多尔衮同努尔哈赤仍然住在一起。

  多尔衮并未分析家产。此事有先例为证,早在褚英兄弟首次分析家产时,德格类有份,而莽古尔泰无份,可能是重视幼子习俗所致。理由之三是多尔衮既然不是旗主贝勒,地位尚居多铎之后,为什么李朝传出他将嗣位之事,这是多尔衮与父亲的亲密关系所致,一则多尔衮住在汗父身边,不曾分居;二则多尔衮与鲁莽粗俗的阿济格、文雅但好色贪玩的多铎不同,他为人聪明多智,工于心计,善于洞察时势,能够随机应变,在某些公开场合必得汗父特殊青睐,为外人所洞知。同时,不能完全排除努尔哈赤在私密情况下倾听大妃阿巴亥要求令多尔衮承袭之想。无风不起浪,李朝消息多来自"六镇藩胡",所谓六镇藩胡是指朝鲜会宁、稳城、钟城等图们江东六城居住的女真人,随着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大酋长罗屯等全部归降,多数迁入建州(后金)。这些所谓"藩胡"曾在李朝领有职名帖,受到虚封官衔,对李朝很有感情。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八日,有一名"藩胡"叫仁必,就有如上身份,他乘在后金充侍卫之机,将见到的事情,悄悄地告诉李朝官员,即所谓"凡虏中所为,尽情密言"。多尔衮嗣位问题就是这些人通报的消息,引起诸多猜测。多尔衮嗣位之说在正常情况下,不合逻辑。但是对大权独揽的努尔哈赤来说,私下曾与大妃密议,亦难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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